默沙东起诉美国卫生部，在全球医药圈迅速成为热闻。

6月6日，默沙东发表声明控诉《通胀削减法案》（以下简称《法案》）对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创新、价值及可及性的负面影响，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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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沙东是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制药企业，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美国卫生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制定和执行联邦政府的卫生政策和计划。

医药巨头为什么要和美国政府掀桌子？答案并不复杂。美国政府通过的《通胀缩减法案》，让默沙东陷入了降价焦虑。

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对处方药价格进行谈判，如果《法案》开始实施，K药可能会在2026年之后某个年份被迫降价。K药贡献默沙东35%的营收，是默沙东的摇钱树。

默沙东指出，《法案》单方面地要求药企接受25%到60%降幅。如果拒绝降价，企业将面临相比药品收入的成倍税费。默沙东言辞激烈认为《法案》中的“谈判”等同于“敲诈”。

降价焦虑下的默沙东掀桌而起，起诉美国政府推行的药品定价改革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的有关规定。

事实上，默沙东起诉美国政府早有预兆。《法案》发布后，默沙东在内的多家美国医药企业反应剧烈，有媒体援引一家领先全球的制药公司高管的话报道称，“如果没有任何诉讼，我会感到震惊”。

这场诉讼引发广泛关注，关注点其实并不是诉讼本身，而是《法案》导致的结果。

美国投资研究机构伯恩斯坦(Bernstein)的分析师此前表示，如果《法案》通过，药企的盈利将会减少3-5%。为应对这个问题，药企未来在新药定价上必然会有所考量，或许会变相推高新药售价。

按照投资机构分析师的说法，《法案》通过“谈判”降药价，很可能适得其反推高药价，还打击药企们的研发创新积极性。还有机构表示，《法案》将终结美国“在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

不难看出，机构们质疑美国政府开错了降价“药方”。那么，政府部门如何在降药价的同时，保持药企创新积极性？做到鱼与熊掌兼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供需关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原因。因此有观点认为，要将药价打下来，最好的方法是促进竞争和提升市场透明度，即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市场，提高竞争程度，从而降低价格、提升创新力和产品力。最后造福的是患者，在享受价格竞争的同时，还能享受更为优质药品的供应。

2022年8月，《法案》被签署通过，内容涉及气候、医保、税改等领域。《法案》于今年开始施行，2026年改革价格落地，覆盖在医保中花费最多的10种药品，2029年覆盖20种。

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对处方药价格进行谈判，涉及诸多医药巨头的药品。媒体报道，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公司销售的血液稀释剂 Eliquis，辉瑞旗下的乳腺癌治疗药物Ibrance等是谈判的主要候选药物标的。

在默沙东的诉状中，公司的K药，以及两款降糖药二甲双胍和西格列汀将可能进入候选谈判名单。其中，K药是全球PD-1产品的领头羊，2022年全球销售额209.37亿美元。

从媒体报道来看，美国政府方面的医保谈判还没开始，默沙东为何反应巨大？

默沙东认为，《法案》提出的“价格谈判”不过是个伪装。它既不是与药企进行谈判，签署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议，而是逼迫药企参与谈判，并承认价格公平。默沙东于是起诉美国政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对于“价格谈判”不满的不只默沙东，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Albert Bourla）此前表示，美国政府的药品价格谈判是“拿枪指着你的头进行谈判”、“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价格设定。”

艾伯乐还预计制药商将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一进程。如今，默沙东成为第一个提起诉讼的制药商。

除了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默沙东还认为美国政府违反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根据修正案，美国政府需对具有公共用途的支出予以一定的补偿。默沙东表示，现在《法案》不但不给补偿，反而要克扣药企的利益。

默沙东提起诉讼前，美国政府的《法案》就被疑开错降价“药方”，后遗症明显。

媒体报道，美国制造商协会（NAM）抵制《法案》中的政策，他们用6位数的预算拍了广告，将价格谈判与创新概念挂钩，认为管控药价会“阻止救命药进入市场”。

有机构统计2022年制药业务收入全球排名前10跨国药企近一年削减管线和终止研发合作的情况，发现医药巨头们合计砍掉的管线超过50项，主要集中在肿瘤免疫领域。

对于医药巨头来说，优化管线的行为是常规操作，但密集的集体性行动被视为与《法案》造成的定价压力有关。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作为医药研发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压低处方药价必然会对未来新药研发带来负面影响。

媒体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20年至2029年，美国市场上原研药的数量将减少8种，之后几年，将共计减少30余种。

制药行业的游说团体美国药品研究与管理协会此前认为，《法案》将终结美国“在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由这一论断，可以预见，美国版的“医保谈判”后遗症很大。

根据各方反应，《法案》被质疑后遗症明显，但在通胀“高烧”持续的大环境下，有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意味。

不仅如此，美国是全球处方药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价格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5倍。《法案》的目标是到2031年，通过价格谈判为美国人节省2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出台《法案》，抑制通胀和降低药价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对药企下手的“药方”被质疑后遗症明显，需要在降药价与保持药企创新积极性上“二选一”。

事实上，降药价与保研发，并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从供需关系入手，鼓励更多企业进入市场，提高竞争程度，或许是一个解题思路。

比如默沙东的K药，凭借疗效和适应症优势一枝独秀，让默沙东降价不可避免引发药企剧烈反应，甚至要到法庭上交锋。究其原因，是美国市场上主流的PD-1药物稀少。

而K药在中国内地售价约为美国54%，原因是国产PD-(L)1让患者有更多选择。据统计，国内共有10款国产PD-(L)1获批。其中，4款PD-1抑制剂都已经进入医保目录。

从去年开始，美国对中国PD-1的态度大转向，先是否决了信达的PD-1，又延后了君实和百济的PD-1上市。2019年4月，美国FDA肿瘤学卓越中心主任Richard Pazdur表示，欢迎中国制药企业能够把低成本的PD-1 /PDL-1抑制剂带到美国市场。

美国方面拒绝更低成本的PD-1，反而要通过“谈判”促使默沙东的高价PD-1降价，堪称谜之操作。

物以稀为贵，是全球商业通用的法则。市场经济下，改变供需关系是影响价格的重要手段。除了医药市场，其他领域也有通过加大竞争，从而使企业提质增效，打造出高性价比产品的案例。

比如，曾几何时，中国游客到日本疯抢电饭煲成了社会现象。当时，日本主流电饭煲价格都在5000元左右，高端电饭煲的售价甚至在10000元以上。如今，中国家电凭借质优价廉在全球竞争中胜出。

而在汽车领域，2018年引入特斯拉这条鲶鱼后，我国新能源市场激烈竞争。在竞争中，国内涌现出比亚迪等一批代表性企业，在技术品质上进步明显。2023年第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107万辆，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贡献重要增量。

激烈竞争带来高性价比，十年前新能源车百万价格距离普通消费者太遥远。如今，国内新能源车企群雄并起，十几万元就能买到品质好车，曾经的豪车特斯拉价格不断下降，流入寻常百姓家。

种种商业案例证明，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回过头看，医药领域通过加大竞争方式，既能促使药企主动降药价，同时更能激发药企研发创新热情。反之，美国政府通过“谈判”这种极具争议的行政力量干预方式，促使药企心不甘情不愿地降价，很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市场的交给市场，或许比与默沙东们“谈判”更为有效。